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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美术的图像造型及观念初探
2012-08-15 10:51:00 | 浏览3761次

中国民间美术的图像造型及观念初探

彭 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我国民间美术融生产生活和创造观念于一体,它体现着人们对生命的认识过程。对民间美术图像的解读可以尝试引入美术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成果,探讨文化思维和视觉表达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我国民间美术图像的表现特征。
        关键词:民间美术,文化观念,造型特征

        民间美术中有寓意的符号“取象”,非同于一般的再现图像,而是人类对自然的把握的特殊方法。民间美术造型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表象背后体现着先民对生命的认识过程,同时也体现着先民对美的造型的认识规律。民族原始美术图案在文化人类学上具有的图腾特征和萨满等原始巫术的宗教功能,显示了民间美术图案里所承载的原始造型观念和象征的丰富内容。民间美术图像体现着先民生产生活方式和造物意识,文化图案与口传文学一样传承着后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要记忆。
    

一、 写生造型和表现趣味
        1.1 生命树和鹿头花
        陇东的剪纸美术中生命树是一个很有特色的题材。这些生命树,都很“茁壮挺拔,枝干参天,花叶茂生,有鹤鸟清鸣于树梢,松鼠纵跃树间,稚猴捧寿桃于树侧。其中生命树端为长着角的人面,取‘鹿角生,腊鼓鸣’之意,‘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以鹿角人面象征新旧交接而不断萌动的生命生长更替寓意,表征着悠远的文化习俗。直到周代有关社树的习俗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 (如图一是现代剪纸作品,也保留了这个时期的记忆)这些生动丰富深刻寓意,逐步被抽离和强化。从鹿表现新的一年的到来,从鹿角的形象思索生命与树的关系,从树的生生不息联想到生命树的概念。这个漫长的引申和发展过程就像一首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有关大美的诗。
        1.2生命树与老虎的造型观念
        有关虎的民间美术形象,从我们日常熟悉的民俗传说来看,老虎是万兽之王。历史传说中,因有祭祀西边方位主神白虎神的风俗,西方主神西王母就成了能够变化为虎的化身。因此我国古代西部民族文化中,虎可能因此被赋予了母性的特征。少儿们从小头枕虎头枕,头戴虎头帽,脚踏虎头鞋;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希望孩子生龙活虎,不被侵犯的愿望。这些用品大多出于母亲之手。(如图2陕西民间的布老虎)   
        仔细观察我国汉族地区对老虎的造型特征,其面部造型居然与生命树崇拜的关系:由生命树构建的鼻子,是整个虎面的支柱。生命树上长出的叶片是老虎的眉毛,生命树开的花是老虎的眼睛,生命树结的果是老虎的眼珠,老虎的眼珠像太阳,放出四射的光芒。这样的叙述,使原本单纯的动物的形象顿时呈现了生命生长的“神气”。中央美院靳之琳先生在采风过程中,也明确听到当地老乡与此有关的描述。  这些面部造型的组成要素,生命树是人类在原始时期对万物有灵的一种集中性反映。
        1.3鱼的图腾的再现表现过程
        渔猎文化给我们祖先带来对动物的丰富想象。原始宗教中的图腾现象把所表现的动物图像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和亲人。一方面,人们将这些动物想象为自己的祖先,因而想象自己具备某种动物的某些特性。另一方面,人们产生了对图腾的敬畏和禁忌活动。例如,如果这支氏族要捕杀自己图腾所指的动物,他们一定进行祷告,祷告上天和祈求这只猎物给予本氏族生存的需要,体现了一种原始宗教社会生态观。
        那么,人们对于“图腾”在视觉上有什么样的造型规律呢?
        苏州大学的张朋川教授通过类比考古发现的人面鱼纹的庙会上的演变,认为人面衔鱼纹的演变过程,“是从写实的表现趋向写意的表现”。最早的人面体现出很强的写实性:额角全部染黑,头上发髻耸起,髻横束一发笄。下把较尖,嘴旁边对称地各有一条鱼。后来,人面和鱼纹逐渐图案化:发髻成为三角形,而且愈来愈细高。发髻外有鱼身纹外廓相同的鳍刺状的装饰。由于下巴由尖变圆,人面也由杏圆形变成圆形。还出现了具有变化的符号图案或装饰:原来的额部是全黑的,则变成在黑底中露出陶地而成的弯眉纹和在额中间的倒三角形折线纹。额中间的折线纹又发展为露陶地而成的三角纹,后来半圆形的额部还原成额部半边全黑而另半边为黑色凸弧形的不对称的花纹。原选额角两边为弯曲向上的单鱼尾状的装饰,则变成一对相向的鱼。最后还出现了相关共享形:人面上嘴两边的鱼的头部与嘴外廓形成共享形,利用双关纹巧妙地表现出人面与鱼相融的意思。 (如图3) 
        据研究这些符号具有古代氏族的族徽性质,考古发现有的图案用局部替代了这一图腾内容。如有的用鱼头外廓为长方或半圆的几何形,扁方形的人面多位于鱼头的中部,下部一般绘变形的鱼牙。或有的在鱼和人面复合纹外饰着连鳍状的花纹,后来这种花纹成为象征性的,是在鱼头中含有半个人面。  这些内容体现出原始艺术当中美术造型背后的文化观念。
        1.4 对鱼的表现趣味
        正因为我国古代氏族对动物的图腾崇拜是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如上所述,我国原始绘画的产生是从写实开始的,体现了原始思维中的简化概括写实能力。由于人们对这些狩猎生活中的动物有非常深入的生存关系,在原始时期的绘画中也有较强的绘画审美表现性。钱志强先生在《古代美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对先民对鱼尤其是鱼鳍的集中表现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长期捕鱼为生的人们知道鱼鳍鱼尾在鱼生存与生命中的重要作用。鱼在水中的敏捷,离水后的蹦跳挣扎,人们食用鱼时鳍刺的尖利,都可能默默地、日积月累的在人们心理发生作用。而一旦当人们排除了对鱼的食用观念而将它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看待时,鱼那有力的尾、鳍便可能首先成为人们对鱼这一动物最强烈、最鲜明的感受,从而成为人们创造鱼纹艺术形象的主要契机。它不像现今人们不受功利影响的对鱼的静默观察,而是先民迫于生存的长期感知和体验的产物,是人们漫长时代的捕鱼实践的甘苦成果。因而彩陶鱼纹中对鱼鳍鱼尾的变形和夸张,产生了对硬利直线风格的兴趣。 ” 
        “应当指出,原始时代初民对鱼刺的感受自然是现今人们所不可能感受到的。原始人类最初用手捕鱼的时候,大约不知道鳍和尾上还有刺人的荆棘。同样,最初人们食鱼的时候,大约并不知道还有刺人的棘刺。因而,先民的这种感受、体会和理解是在人们付出了许多痛苦的代价之后获得的。正因为如此,它才更深刻、更鲜明的印在人们心里。彩陶鱼纹那样突出硬利的菱状的鱼鳍,人们将它以艺术的、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不是表示自己的失望和恐惧,也不是用来威慑自己,而是像今天人们画虎画鹰一样,在于从它身上获得信心、力量和勇气。 ”(见图4)
        以上描述揭示了人们强烈的表现动机,以及对这种动物的看似矛盾的情感。这种源自内心的情感表现给人以深刻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已经潜移默化在我们现今的文化意识里了——上文提到图腾现象是古代氏族的徽号,直到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合体变化的龙凤等图腾,在现今民间和民族艺术里都有流传。
     

二、抽象生命符号的提升
        在造型语言上,民间美术所体现出对于线的抽象能力,以图表达某种追求完满和通达的精神。例如葫芦纹,考古出土物找到半坡类型出现的人头形器口陶瓶,因为葫芦果是一个容器,葫芦也就有了包容生命的内涵;另一方面,葫芦的藤蔓绵延生长,这些线条被抽离出来,表达了对生命的时间维度的认识,也就成了我们熟悉的葫芦纹。这些最初能够反映对自然客观现象认识,逐渐与人们的热爱生命的精神融合在一起,表现出很多吉祥的含义(见图5 陕西洛川的双葫芦喜花)。
        前秦文献里已经有了对事物阴阳朴素辩证的视觉概括,事物间先后往复出现的对立的现象在阴阳鱼里有所体现。四象表现天象和表征四方的作用,使人们从自然现象中抽取的指示符号。表现时空的符号还有十二属相,原本是用来表示一天当中十二个时辰变化的十二种动物,源于人们对这些动物习性的仔细观察和组合排列,后来也用来纪年生肖,这些作品中体现出更强的人格化特点。
    

三、人格化的表现特征与谐音转借的“传达”方法

        由于文化图像和工具符号得日益分化,民间美术中日渐发展出较为独立的动物图像,人们对动物的表现逐渐被赋予人格化和不同的意趣。例如在甘肃民间美术的题材当中,在历史上农耕比例较大的地区,动物题材尤其是家禽家畜更为喜闻乐见。甘肃民间剪纸当中的动物,大多为单独纹样,而且多呈动态的姿势,显得灵动活泼。甘肃民间剪纸中,有以重复的线和富有装饰性的线束,用来刻划动物的皮毛和花纹,这些和甘肃出土的一些古代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审美观所谓羊大就是美,繁殖和健壮在当地劳动者的心目中就是美的,表现了北方的审美观。(如图6) 而我国东南地区的图像却出现了更为灵动的变化,构图更加灵活,造型更为丰富多面。(如图7)
        图案与文字谐音在民间美术的发展历程中再一次得到了结合。与远古文化有关剪纸在虎头中寓有鱼,以“虎鱼”的谐音表示“富余”,采用了意的转借手法。剪纸《虎鹿》是以“虎鹿”的谐音表示“福禄”,身子的花纹又饰寿字图案,合为“福禄寿”,形成更为复杂的意象。比如图8:对鸡脚踏一组磬,下边有双鱼,合起来叫做“吉上加吉,吉庆有余” 。另外,花和蝶的发音,也能让我们联想起“瓜瓞绵绵”的谐音。蝶的造型与寿字紧密结合,也会让人联想到“耄耋”用以祝寿等寓意。这些造型有的是形式上互相映衬,有的是在一个生活的场景中蕴含这类寓意的物象。

四、原始思维象征表现人物
        原本是人们用来表现人生命力的符号,人自身也因为掌握了这些物象的特征,慢慢发现自己也具有了很强的精神力,人们开始把人物形象作为一种崇拜的对象。原本各种“娃娃”的形象是作为原始巫师的形象用以驱走邪魔的,现在人们自己用这些形象来表现对生命的礼赞,他们还用这些符号来装点自己,表现出对自我力量的肯定。(如图9)
        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1996年评定的工艺大师库淑兰,她是名贫苦农村妇女,老年一次跌落山沟,昏睡了三天活过来后,就说自己是 “剪花娘子”,开始创造性地用废旧彩纸创造性地表现了一个个圆满魅力的形象。在她的创作观念里,表现的人物 “女人的眼睛是太阳,女人眼睛刺出来的光芒就像是绣花针一样,你要偷看她,她就用光线的针刺去刺你”这些与我们现在的象征体系截然不同的比物观念,可能体现了母系氏族流传下来的生命精神体系。她边绞花还边做歌谣:“个个神灵有人敬,无人敬我太阳星,天上无我太阳没昼夜行,地上无我太阳收不成。”  她唱出这样的心声说明她对女性身份的认知,以及对女性参与生活的肯定,更处在现实困苦生活中顽强的精神力。在作品中,库淑兰用积极(例如圆满的造型和鲜花的装饰的寓意)的情感去寄托自己的愿望,完成了这样意象的创造。(如图10)
     

五、民间美术的造型布局和空间形式
        钱志强先生考古研究中,在一些远古的彩陶上发现了两种符号。(如图11)他认为就是圆规纹和锯齿纹。  这些纹样与后来人类伏羲女娲始祖(如图12)手里拿的圆规和锯齿的造型是一样的,这说明我国在远古时期,对于数理几何已经有了初步把握。他还分析了,人面鱼纹盆彩陶上这两个相隔的符号间隔,体现了在圆形陶器上的划分圆周的一些布局上的八等分的规律。
        钱先生进一步认为,因为中国先民对数理知识有了基本的测算,那么对于立法的制定,一定还有更为简便而科学的计量方法。他认为先民已经具备了勾股运算能力,能够在正午时间测量日影来计算一天一年的具体时刻,或者根据记忆和刻量来验证一年的季节的划分,以掌握农时。这就是根据日影来计量季节变迁的准确刻度。这是符合科学原理的计量方式。

六、阴阳互生的虚实表现手法 
        数理工具理性因素帮助人们在绘画中把握布局和构图的平衡。在表现手法上,有简单的符号体系中使用的是最为明白的黑白阴阳表现手法,这种阴阳相成得表现方法在民间美术当中,用最为精简的方式,体现了这种造型的妙趣。
        民间美术的造型表现也呈现出对时空表达的多维多层次的混融性,这种包容既需要点线面对空间的抽象,即尽量用一维线条表现二维平面,用二维表现三维空间,并且能够通过三维空间进而表现四维时间,人们在选取表现的重点是清华某一特征,表达人们对他的体验,乃至人内心的心灵意旨,与现代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处。
        线条有着很强的包容空间的能力和引导观察视线的音乐般的时间性,线带动面,线面结合形成的阴阳对比的符号,将事物状貌有机的结合起来,的细看有关联,整体上看有有完整的形。这种表现方法积累了历代人们的经验,很简便,也很有表现力,同时还很有线条的韵律。不仅有形象,还具有动势,在简单中蕴含着无尽丰富的变化。如图:喜鹊计白当黑的表现手法,虎娃的对称结构,有变化的结构变化复杂的关系,对人物形象多视点融合技巧的成熟,使得多视点的变化用线条的连接形成了动感的态势。上述符号体系中用的是最为明白的黑白阴阳表现手法,更是体现出图画符号所承载的理性认知内容,这种阴阳相成得表现方法在民间美术当中,用最为精简的方式,体现了这种造型的妙趣。(如图13)

七、结语
        以上分析了我国民间美术直接继承原始艺术所带来的文化观念和造型特征,由此从艺术起初的状态学习认识民间美术,处理了一个简单的理解和线索,还应该指出的是,我国民间美术所关注的题材观念和造型能力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日益成熟。举民间美术中儿童玩具的例子来看,从最早的河南淮阳人祖庙人们为孩子们捏的“泥泥狗”所体现的原始符号特征,到江苏无锡出产的“大阿福”(如图14)。“阿福”继承了以往民间美术观念中对孩子的关爱意识,还将佛教艺术和中国的写实造型能力融入其中:阿福既像儿童般天真,又体现出一种慈爱的表情,蕴含深远,足见民间美术的内涵丰富,造型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的。

 


图 1 现代 甘肃剪纸 祁秀梅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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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陕西民间布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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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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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仰韶彩陶上的鱼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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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葫芦纹

图 6 西北动物剪纸.jpg

图 6 西北动物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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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吉庆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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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南方剪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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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陕北娃娃

图 10 库淑兰的剪纸“剪花娘子”.jpg

图 10 库淑兰的剪纸“剪花娘子”

图 11 陶盆沿口一圈绘有圆规纹和矩尺纹.jpg

图 11 陶盆沿口一圈绘有圆规纹和矩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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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唐代 出土绢画 伏羲女娲

图13 剪纸的虚实结合的手法.jpg

图13 剪纸的虚实结合的手法

图14 江苏无锡“大阿福”泥塑.jpg

图14 江苏无锡“大阿福”泥塑


编辑:程晨(首都师范大学 2015级美术教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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